“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是中国关于“商（朝）人”起源的概述，古商人“立皂牢，服马牛，以为民利”。而之后的华夏民族演进历史中，“商”亦成为“四民”——士农工商中的一员，一路风雨荆棘直到今日；于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之下，企业或企业家，亦为“商人”的全新代名词，商人对于社会发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滇商--前世
鼎盛一时的西南“商人”

溯源滇商历史，会看到其发展历程超乎想象的艰难。亦有学者，总结为——恶劣的自然环境、封建僵化的文化观念、官僚落后的社会制度、粗糙短缺的物质水平，这一切都阻碍、桎梏着滇商的发展。

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滇商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据史料考证，滇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早在先秦，“栈道千里，无所不通”的“五尺道”沟 通了西南与内地的经济联系；而著名的“蜀身毒道”，正是通过这条古老的商道，古代云南开始了与东南亚、南亚国家的外贸往来。当张骞完成出使西域的“凿空”之旅回到长安时，特别提到他在大夏(今阿富汗)的惊人发现：商人们居然不远万里，将蜀地特产的蜀布与筇竹杖远道贩运到域外。“蜀身毒道”经西南夷地区远至印度，在这条通商道路上的重镇有滇西北的丽江、大理、保山。

同时，根据《史记》《汉书》《华阳国志》等文献记载，到了汉晋时期，西南夷地区，是金银宝货之地，不少人到这里从政、经商而发财。

到唐贞观十九年(645年)嵩州都督刘伯英上书朝廷，要求派兵打通“西洱河天竺道”，也就是从大理到印度的道路；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朝派将军梁建方，打通了“西洱河天竺道”。唐代以洱海为中心的河赕商人已经活跃在中印道路上从事中外经济贸易。河赕贾客就是近代滇西北商人的先辈。樊绰《云南志》卷二载《河赕贾客谣》中就唱道：“冬时欲归来，高黎共上雪。秋夏欲归来，无那穹赕热。春时欲归来，囊中络赂绝。”

明、清两朝，由滇人冶炼的东川紫铜和会泽铝锌，一只独臂支撑起当时整个全国的货币流通。18世纪末，云南商人开始与缅甸开展玉石贸易。云南商旅的蜂拥前往，使缅甸大发了玉石财。甚至连一向人烟稀少的玉石产地也繁华起来。此外，云南商人在盐业、茶叶等贸易中也占据着重要的历史地位。

19世纪下半叶，云南商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云南涌现出蒙自、鹤庆、喜洲、腾冲四大商帮，中小商人层出不穷，遍布云南各地，滇商发展到鼎盛时期。

通过这些简略、断续的历史素描，亦能够窥见滇商两千年来在这条铺满荆棘的道路上渴求“走出去”的努力。事实上，也正是由于一代又一代滇商的执着争取、不懈奋进，才有了“蛮夷之地”的觉醒与兴起，有力地推动着西南边疆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甚至政治生活不断向前发展。滇商，亦成为我国商帮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中国封建社会唯一被朝廷授予一品三代封典的滇商王炽，亦成为滇商中的佼佼者。

丝绸，茶叶等优质“云”商品，通过马帮的劳作，实现交换及盈利。

滇商--精神

马帮传奇，源远流长

自然，滇商的出现与辉煌，有区域的因素，也有历史的推动。亦就形成了滇商特有的精神品质与内涵。长期以来，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及复杂的历史原因，云南经济的发展与沿海和内地相比，处于相对落后、封闭的状况。加之对外宣传乏力，就形成了人们对云南的认识更多停留于“未开化的蛮夷之地”的层面。而滇商，在外人看来，很多时候亦成为概念炒作。

在云南大学教授金子强看来，谈论滇商，首先要明确的自然是滇商群体，是谁？

在他看来，现在不少人说“滇商”主要指地域性概念，即云南籍人的经商行为，无论其身处省外还是省内，国内还是国外；在滇商群体得到认同时，“外来人”在云南经商，亦将自己纳入了滇商群体范围内，滇商概念自然成为了一个大概念。但对比其他商帮，滇商目前的影响力，确实存在局限，就如你说昆明话，很少有人认识，但你说四川话、江浙话、湖北话，知名度就广很多。

由此，而形成的滇商精神，有哪些特征呢？

在不少学者看来，云南经贸发展，最为主要的自然是交通限制和阻碍，即中国西南内陆的“大山”阻碍了区域内商贸的“外拓”，但滇派商人，却从来都没有忘记过“走出去”，在有了五尺道、蜀身毒道等外通陆路之后，经贸对于云南人依然是巨大的问题。

靠什么把“云品”运出去？此时，滇商没有忘记“马匹”的力量。“脚力，决定路途。”滇商的演变路途，亦与“马的脚力”有着悠久的关联。丝绸、茶叶、盐以及其他优质的“云商品”，必须通过马帮的辛苦劳作，才能够实现交换以及盈利。

为此，滇商精神品质与内涵，就总是与大山，与马帮结缘。不少学者，亦把滇商精神总结为“马帮精神”。自然也就造就了滇商“坚韧、勤劳、诚信、包容、睿智、创新，以及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品质。

同时，滇商对当地的文化教育事业亦倾注了较多的心血。据有关史料记载，大多数近代成功的滇商都拥有捐资助学的善举：丽江达记商号经理李达三在丽江县立中学成立时，曾捐出196亩农田，作为县中的办学基金，县中为纪念他的助学之举，曾用其父之字在学校水池里建了个“鸿藻亭”。同时，滇商亦是地方赈济与慈善事业的有力推动者；爱国爱民的身体力行者。

滇商--桎梏
成也资源 败也资源

当然，成也资源，败也资源，云南丰富的资源禀赋成就了云南企业的发展、壮大。外界对于云南商人的评价自是不高。“云南商人，就是卖资源；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土地’。”这是众多人眼中不怀好意地评价。为此，在这片土地之上，农业中的茶叶、丝绸；有色金属中的铜、锌等资源得天独厚，资源优势不言自明。

事实上，历史进程中滇商的经营与管理并不落后。据史料显示：喜洲商帮在清光绪年间，就引进先进的管理手段，个人集资形成“股东”，最早在我国形成了“股份制企业”；王炽（1836-1903）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三代一品红顶商人”；20世纪前半叶滇商群星闪耀的盛况；滇商发展省际贸易、国际贸易不懈探索……

将滇商的辉煌，仅仅归因于对资源的占有，难免有失偏颇。在不少学者看来，资源本身不会“增殖”，只有通过企业家进行优化配置之后，才能实现利益的极大化。

但以此形成的“吃资源饭”的滇商确实存在，而由于各项限制，在滇商发展中，难免困难重重。在原云南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杨振昆教授看来，滇商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首先是，目前总体实力弱于其他几大商帮；滇商目光又总是更多地注意区域经济的发展，却很少将眼光投向全国乃至世界。因此，走出云南、在省外甚至国外产生影响的企业很少；同时，滇商处于分散、独立、相对封闭的状况，缺少相互支持、抱团出击的胸怀。

而滇商中的一些富起来的家族企业，或者面对着分家纠纷，或者把资金转入固定资产的置办，缺少让资金流动，找寻新的投资空间的眼界；面临着人才瓶颈，影响到其转型和发展。那是什么导致曾经驰骋一时的滇商的没落？

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也是接下来专题关注的焦点。
滇商--变革
从世博到南博，春城再启“新图景”

在新的历史机遇之下，滇商桎梏，如何破解？顺势而为，亦是为商之道。面对新的形势，时间来到当下，滇商亦开始面临全新的挑战。自99世博会后，到今天“南博会”“一带一路”“泛亚国际铁路”等国际化的战略术语中，让身处西南的昆明，获得进入南亚、东南亚国际经贸大舞台的入场券，云南显然已经开始进入另一个崭新的商务频道。

就最新的招商引资、经贸成交数据，就不难看出，昆明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的吸引力。第3届南博会暨第23届昆交会累计外经贸成交251.9亿美元，同比增长19.8%；外贸签约和成交完成126.1亿美元，同比增长8.6%（出口70.9亿美元,进口55.2亿美元）；利用外资95.8亿美元，同比增长5.5%；外经贸签约项目12个，合同金额26.97亿美元，同比增长569.2%；签订外来投资项目903个，签约金额785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8%（内资项目815个，签约金额7256亿元人民币，外资项目88个，协议外资95.8亿美元）。

全新的经贸机遇，必然让“春城”的城市发展与革新，站在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格局之上——春城新图景，再次显现；昆明的国际格局已然打开，不少全国、全球500强大商贸企业开始落地云南，谋求新的发展机遇。

而这一个大市场，显然，比古滇商的范围要大得多。以新昆明为中心，依托南亚、东南亚国际市场，寻找新的经贸发展机遇，成为了不少商人的新谋略。而身处其中的滇派商人，你准备好了吗？
滇商--转型
革新与转变，百年滇商品牌重构

显然，机遇存在，而面对新的形势，困难也同步显现。

有这样一段话，似乎可以很形象地形容当下企业发展的困局：“你甚至不知道自己的敌人在哪里？你甚至突然发现，你曾经欣喜若狂的市场竟然突然消失了？你甚至突然发现，那些曾经自觉使用不完的资源，竟然不再有人需要。”

在不少学者看来，仅仅依靠基础投资拉动的经贸发展，在新的发展形势之下，面临着巨大的产能过剩危机。革新、转变，似乎成为了最为时髦的话题。但是如何革新？如何转变？历经荆棘的百年滇商，亦面临同样的新问题、难问题。

而我们又总会发现，那些敢于创新、敢于抱团、敢于学习和交流的企业，又总是能够非常快速地适应市场的大变革、大转变；并且，随着大势的改变，他们的品牌也越做越大，核心竞争力也越来越强。而在不少企业经营者看来，“平台”效应越来越重要，如温州商帮的融资平台，是很多企业所不能达到的；同时，在企业转型、革新之时，亦不能够再忽视“品牌”的力量，因为，简单、粗暴的工业或农业制造与种植，已经不能够战胜汹涌而来的品牌大潮。而平台如何搭建，如何实现全新品牌的孵化？并能够让滇商，在此基础之上“聚力而行”等等，亦成为了最为重要的问题。亦需要，一个企业领袖，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为企业探寻风向。 目前来看，滇商群体中有这样一位企业家备受推崇，他是“褚橙”的打造者，亦是新时代背景之下的滇商代表。未来滇商翘楚在哪里？你的机遇和平台又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