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复兴与商会使命

作者｜林拓

林 拓（中国特色商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华东师大教授）

现代商会的诞生根植于国家特色，具有不同的基因及其特质；而具有不同特质的现代商会究竟如何促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如何推动大国经济体成长，这是现代商会备受关注的发展议题，更是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不可忽视的关键问题。

现代商会的诞生及基因孕育　　

纵观世界商会进程，商会的建立往往反映出不同民族迈入近现代世界的态度与取向，尤其是首个商会的诞生地及其使命，透露出商会成长基因的关键信息。自1599年法国首个商会在马赛建立以来，德、英、美等欧美强国纷纷在重要的大型港口城市建立首个商会，奠定了商会扩张性与开放性的基因。

商会在我国领土的初建同样位于重要的大型港口城市，但最早却是由洋商建立，广州、上海、天津等重要口岸数量众多的洋商会形成包围中国之势，而这也激发了中国本土商会的发展。早在中国商会酝酿之初，尽管各方构想各异，但一以贯之的核心追求正是民族富强与抗争的使命担当，因而中国商会自诞生伊始就迸发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与影响力，在应对金融市场动荡、收回关税自主权等关涉民族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体现责任担当。

现代商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从世界范围商会来看，无论是自由型、法团型、复合型等模式，都与国家政治生态息息相关，深刻根植于国家治理体系。英美等国采用的自由型商会模式，貌似运作自由，实则源于多元制衡的社团传统和国家治理秩序；以法德为代表的法团型商会模式，与国家政治生态紧密相联，保证中产阶级与其他力量的相对平衡；复合型商会模式兼具以上两者特征，日本是典型代表，形成于日本企业与员工独特的共生关系，一定程度上，商会在保障企业利益的同时也保障劳动者利益。

更重要的是，商会在演进中不断调整着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定位，三种不同模式的商会均呈现出相近的发展趋向，即立足于政府联动与市场机制的自我管理，并且更加注重利益平衡。对于中国来说，商会作为政府与市场纽带的作用正不断强化，在我国完善市场体系、转变政府职能、创新企业体制中肩负重要使命。

现代商会与大国经济体成长

促进大国经济体成长是商会永恒的主题。例如，法国商会自建立以来的历次重大转变无不与经济体成长密切相关：一是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商会从地方组织逐步发展成为覆盖全国的组织网络，为19世纪法国贸易扩展提供重要基础；二是19世纪末，颁布首部《工商会法》，进一步强化商会的公共职能，几乎涉及法国经济发展的全部领域，推动19世纪末期法国经济的第二次腾飞；三是新世纪以来，面对全球化挑战与经济危机，再次改革商会，包括裁减无效商会、提高商会透明度与参与度、提升服务与管理能力等。

与国外相比，中国特色商会在助推大国经济体成长中同样发挥重要作用。改革以来，商会快速发展，尤其在县级以下广泛建立各级组织，有效促进了经济活力的充分释放。当前，中国特色商会蓬勃发展，形成行业商会、国际商会、同业公会、私营企业协会、异地商会、乡镇商会、社区商会、村商会、市场商会、楼宇商会、园区商会等多样化组织形态，共同推动经济体活力的进一步释放与转型跨越。

现代商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成为大国经济体成长不可或缺的推动力量。中国特色商会内生于文化传统与群众实践、根植于社会生态与经济形态、着眼于市场经济与企业人士的健康发展，与国家共同成长，成为促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