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商会与市民社会（三）

作者｜张昊 （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

三、南京政府与国家控制力的复苏    近代市民社会的瓦解 

1927年随着蒋介石在军事与政治上的胜利， 南京国民政府完成其政治上的基本统一，这也意 味着国家控制力的复苏，南京政府旋即展开针对 近代社团的清理整顿。 1926 年国民党二大即通过《商民运动决议案》，认定“现在商会均为旧式商会，因其组织之 不良，遂受少数人之操纵”，“以少数压迫多数之 意思，只谋少数人之利益”，“借军阀和贪官污吏 之势力，在社会活动，以攫取权利”，“受帝国主义 者和军阀之利用，作反革命之行动，使一般之买办 阶级每利用此种商会为活动之工具” 。因而南京政府积极扶持由中小商人为主体的商民协会， 希望借以取代商会的地位。这一尝试在国民党政 权的地方组织中率先开始，广州党部提出“现在 商民协会经已成立，旧式商会已无存在之必 要” 。

上海商民协会成员甚至在国民党上海市 党部的支持下冲击上海总商会的办公场所，商会的存废问题成了一时焦点。各省商会代表大会于 1927 年 12 月中旬在上海举行，对国民党二大决 议进行抗议，要求对商会组织予以保留。随着事 态的发展，各地商会与商民协会之间的矛盾越演 越烈，互不能相容，国民党中央最终权衡利弊，认为商民协会在事实上不具有联络全国商人、承担商贸责任的能力，于 1930 年发布通令取消商民协会，整顿商会。 在南京政府的整顿中，国民党作为一个体系 庞大的政治集团，全方位覆盖了整个国家机器。 一方面，国民党的组织全方位覆盖了政治社会生 活，官僚、暴力、意识形态、社会精英，也包括基层 社会组织———政党在某种程度上说，承担了政治 组织与社会组织的双重角色。党国一体化所带来 的这种特殊结构，否认了近代民间团体与市民社 会所构筑的自下而上的沟通渠道的必要性。同时，伴随着“训政”时期国民党政府对社会的全方 位干预，经济领域所获得的独立地位也逐渐丧失。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国民党政府通过政党的介入 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国家统驭一切的旧秩序的 复归，强烈的国家主义色彩严重挤压了社会独立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国民党“覆盖”而非“替 代”近代社团为核心的市民社会，并不是简单地 历史倒退回到晚清之前的社会状态。既有的市民社会发展实践已经对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民众心态 施加了不可逆转的影响，为今后中国社会由集权 主义走向市民社会乃至公民社会开启了可能的 大门。 结论通过以上对中国近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探讨，中国近代形成了一个以经济领域为基础的、相 对独立于政治国家市民社会。

这一市民社会以商人及商人组成的近代社团组织为核心，是伴随着晚清以来国家的重商实践逐渐兴起的，在民国初年达到繁荣，最终为南京国民政府所消解。 以商会等近代社团为核心的中国近代市民社会，在出现后逐渐与国家政权渐行渐远。它具有两方面的属性:一方面，作为国家政权的支持与助手，是维持社会稳定尤其是市场繁荣的重要支柱， 它的存在与发展必须依赖于国家;另一方面，作为来自民间的社会组织，它又天然地要与国家力量保持距离，随着国家控制力的不断衰减和自身能力的逐渐增强，这种离心趋势越来越明显。 商会等近代社团建立之初，职能主要在于分担清政府维系统治秩序的责任，与国家密切合作; 随着自身不断壮大，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日益显著，这些近代社团逐步走到国家的对立面。

近代社团在收回路权、抵制美货等活动中的表现出与国家的支持密切相关，它们积极参与立宪运动 与国会请愿则是与国家对立的强烈信号，而民国 初年与1928 年的两次整顿，标志着二者矛盾发展 到顶峰。 事实上，伴随着国家控制能力的减弱，发端于民间的社会组织不仅承担起了维持经济运行的任 务，而且逐渐参与了部分公共服务的提供( 如城 市消防、灾民救济等) 、地方治安的维持( 清末民 初的商会组织普遍建有商团，类似于后来的民兵 组织，负责维护地方治安，成为重要的武装力量) 等本来从属于国家的治理职能。一旦国家度过危 机，对社会的控制能力有所恢复，二者即会展开新一轮的权力博弈。 

近代社会团体与市民社会的强弱是与国家控制力的强弱息息相关的。中国近代的国家社会关 系中往往冲突与合作并存，国家与社会都在尝试 寻找自身的定位，二者总是表现出一种此消彼长的情况，始终没能摸索出一套能够达到双赢的共存模式。事实上，这一“试错”的过程在当下中国 仍在继续，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是值得关注的。

因此，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的出现被认为是传统社会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国家实 现有效治理和政治参与的基本平台。以近代中国商会发展为研究对象，可见19 世纪 60 年代到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历史变迁，以及近代中国市民社会产生发展与衰落的历史进程。伴随着国家能力与社会自主性的消长，近代中国的民间组织与社团获得了空前的独立性发展，从而形成了国家主导的市民社会， 它的存在和发展是与国家、社会二者在旧秩序丧失之后重塑社会结构的努力分不开的。